阿星杀人了。
这是南方都市报近期所着重墨搞的系列新闻。这个来自广西天等县中越交界处贫困小山村的小伙子，身处砍手党老乡群体中，还算本分的一个小伙子，最近把他的主管杀了。事情的起因据称是他与老乡庆生喝酒，喝过了头，旷了一天工，结果被所在潮阳工厂开除了。开除也罢，四个月本应有二千多块的工资，也只发六百块。这还不说，临走收拾东西时，他又被主管辱骂，迎来了他压跨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抄起砍刀，砍死了他的主管。
他的主管是个坏人吗？是个恶人吗？我不愿意这样说。但我知道，他也是个普通人。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他的女儿时，有意识地提示性地问他的女儿：你恨阿星吗？他的女儿没有顺着记者的狗屁思路走，淡淡地说：恨有什么用！是啊，恨有什么用！都是可怜人。主管也只是代表老板利益的一个卒子。那老板是坏人吗？我也不愿意这样说。在他压榨阿星这样的打工仔的同时，我想他也会被政府压榨，被共产党压榨，被洋鬼子压榨，被黑社会压榨，甚至被红旗下的学校和医院压榨。
想起另外一件事情。同样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，这条新闻跟我生活的地方密切相关。说是罗湖区的城管在莲塘名骏豪庭的天桥上查处乱摆卖时，其中一个城管被滚油泼伤。中年妇女在其麻辣烫摊具被城管“没收“——我一致难以接受这个词，城管或是政府没有权利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——后，绝望的她选择了将油泼向其中一个城管。碰到这种事情，我心情总是很复杂，很沉重。一方面，城管有它存在的必要；另一方面，城管在老百姓的眼中面目可憎，他们总是与抢夺联系在一起，只不过是以”执法“的名义而已。其中，不管是城管队员，还是乱摆卖的社会边缘人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都来自社会底层。我到底该恨哪一个，该同情哪一个。我不知道，也不愿深入地想这个问题。
我的结论是，随着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。富有的人社会空间和话语权越来越大，他们在知觉不知觉中，挤压着穷人的生存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最底层也在反挤着较低阶层和普通阶层的生存空间，典型的表现就是层出不穷的抢劫和杀人。
想起了吴思的《血酬定律》。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，潜形中是有着经济学考量的。普通人不去抢银行，是因为风险成本远远超出机会成本；阿星的同乡们选择砍手抢人，是因为他们发现，他们很难正常地在城市生存，或是凭力气干下来，还是受压榨，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做人的尊言。这时候，他们选择去犯罪，比老老实实干活，更滑算了。他们犯罪所得到的，是他们平常很难得到的钱和享受，失去的最多不过是他的命。而他的命，实际上，在生存空间被严重挤窄的情况下，已经不值什么钱了，即使是在他们的父母眼里。正如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所说，如果能够留下十万块，这些砍手党被判死型，家人也不会悲伤太久的。
还忘不了阿星那句话。看城里人就象是看高楼，我抬起头来看上去，帽子都掉下来了，还是看不清高高在上的城里人。这是他的悲唉。也是我似曾有过的悲唉。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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